“脱核不离核！形是散，神更聚，要从数据层面去精准描述产业链生态”
万联导读：3月27日，由万联网主办，中企云链、光谷金信、简单汇、赫中企云、深度数科、高达软件、中信梧桐港、玉湖冷链、金网络、博阅信科、企汇安、韦屹供应链、迅航星、酒链科技等合作伙伴支持，并获得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供应链战略管理研究中心、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ZIBS、万联供应链金融研究院、成都市供应链金融协会、深圳市进出口商会、三亚中央商务区等机构鼎力支持的“2024第十一届产业数字化与供应链金融创新论坛”在深圳盛大召开。
（下午分论坛三圆桌讨论现场）
如何深入理解供应链“脱核”？金融机构可以采取哪些行动配合推进供应链金融“脱核”？在供应链金融脱核过程中，国企如何与合作伙伴、金融机构等利益相关方协同合作？“脱核”背景下，“物的信用、数据信用”如何真正落地，如何破解中小企业动产融资难题？
下午，由万联网高级分析师许书川主持的以“供应链金融新增长：动产融资与数据融资”为主题的分论坛三，通过线下会议与线上直播相结合的形式展开。在分论坛三圆桌讨论环节，万联网首席金融顾问梁超杰老师作为主持人，与华夏银行产业数字金融部总经理王涛、光谷金信副总经理孙文、深度数科副总裁王红平、中仓登总经理马令海围绕“脱核大背景下如何激活货权+数据融资市场”这一话题展开了讨论，大家就脱核供应链金融、货权+数据融资等话题各抒己见。
以下为现场速记全文：
脱核大背景下如何激活货权+数据融资市场
主持人梁超杰：咱们现在处在存量时代，所以能够坚持到最后大家胜出的概率一定是最高的，胜者为王。感谢大家还在坚持，现在从增量时代转向存量时代，我们要一直坚持下去。
今天几位专家讲的都是干货，并且也可以说是非常贴近市场上的实践，甚至有稍微领先实践的一套设想，包括我跟咱们嘉宾代表所在企业华夏银行从应收市场转向存货市场，风险控制点至少是5倍10倍，要控制的难度大得多；包括光谷金信和九江银行做的事情也都很扎实；中仓登高屋建瓴在考虑全行业做一个物的领域的动产全数字化的跟进，并且既要数字化看得清，同时还要落到证据上，把它给落下来。有那么多的数据之后，深度数科帮着临沂建仓库管仓库，做供应链尽调等等；咱们今天这个分论坛三圆桌讨论的嘉宾组合特别适合在座各位，如果你是帮国企做解决方案，或者你本身就是国企要承接地方上怎样推进地方产业再进一步升级发展，我觉得接下来我们的讨论大家不可错过。
我简单起个头，咱们这次讨论的话题是：“脱核大背景下如何激活货权+数据融资市场”。
第一个问题是，脱核代表什么？以及脱核对谁有利、对谁不利，我们在做脱核之下的数据融合或者是货权融资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先抛这个话题。王总，先从您这里开始，大行研究得应该特别深。
华夏银行产业数字金融部总经理王涛：谢谢梁总。说句心里话，对于脱核下怎么开展金融业务，金融业务到底在主体信用、数字信用和物的信用在这中间怎么去平衡。我认为首先物的信用和数的信用在供应链未来的发展下，国家希望我们在未来发展过程当中，在供应链里去弱化链主企业、核心企业，否则过于依赖核心企业，这个供应链的金融似乎不是很健康，或者它能够普惠的群体也只是在核心企业的偏好范畴里；让更多的中小企业是不是能够获得金融的支持和资源，我们认为金融就在这个领域应该要有所作为和发力。否则的话，我觉得还是在依托于主体信用简单化，这个事情一简单化，就会导致我们的业务规模可能很难放开并做大，自身能力也很难构建。
所以，在脱核的大背景下，我们确定：第一，不需要任何的人工干预。因为在银行的体系里，人工一干预就会涉及到主观对这个客户的认知问题，包括如果资金出了问题，你主观到底你是判断失误，还是因为你的专业性不够，还是履职不到位等；同时，问责体系也会让很多的客户经理、很多的市场业务人员望而却步，不敢往下走。但往往走到产业端会发现，每个供应链链主甚至非常自信，甚至拿出自有的资金来做托盘，做金融属性的业务。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因为金融总是有些后知后觉，目前传统的金融还是后知后觉，大家传统的审批的方式深入人心，大家在这种体制机制下很难把手脚释放开。我们强调，不允许有任何人工干预，主观因素要抛在一边，要把数字化能力构建作为我们的核心能力；只有这样把我们自己倒逼到悬崖边上，才能认真考虑到底在数字化还缺少哪些内容，我们对数字化的深耕想得细不细，我觉得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刚才讲的脱核不离核，大家既然是在一个生态体系下，就是一个相互的依存关系。但是我们不能说和企业有了交易，我就能够自主去释放我过去交易产生的信用以及我自身在这中间交易的真实性。所以我们在这儿特别强调，脱核不允许在我们产业数字化这样一个新的创新领域里去做核心企业的担保，甚至回购，还有退款这样的业务。因为这么一做，大家还是在不停变相想说，我退款是不是就不是回购。但我说你的法律主体责任需不需要最终由核心企业来履行兜底的责任。如果需要这样一兜底，可能我们的产业数字化又很难向前进阶，因为大家只要有安全链的事，就很难往前去进阶。我觉得这是我们基于这两点的考虑，来认证去做我们的脱核业务。
反过来我们问一句话，如果你认为只有有核心企业能够担保，你才敢进入到这个生态领域去，还是你认为这个生态是一个健康的？如果你认为这个生态是健康的，你为什么还要用核心企业来做担保？我觉得这个逻辑要把它想清楚。
刚才梁总提到脱核到底对谁有利、对谁没利，最大的没利，我觉得对银行来说肯定是个巨大的挑战。因为银行把风险压力都传导给了自己，把便利惠及到了更多的企业端，让更多的企业、更多的客户能够获取到银行的资金。刚才我讲到的问题，第一，你是碎片化，你是可以随借随还，不用就还掉，用了就贷起来，这样对企业的成本资金最小。例如，我们在重庆做了一个项目，我问支行长，你做这个业务，你的下游经销商笔均业务是多少，他说200万。我说200万你都不做？他说200万对我来讲，我手下总共就这几个客户经理，一年能做多少业务？我就做100户也才2个亿，这2个亿的收入还不一定能出得了，但这100户对我来讲工作量巨大，这意味着平均3天要放1户，靠纯人工是不敢想象的。所以无论是从风险的压力还是包括市场劳动付出等方面，收入和付出都不太成正比。我觉得数字化能力的构建一定是要通过我们做客户、做生态，赢得跟生态体系深度的融合，真正愿意把我们的能力附着在生态产业体系里，这样的话才能够将产业和金融做到更深的融合；因为银行和互联网公司还不太一样，互联网公司做网贷只能获取资产端的收益，而银行还能获得负债端的，或者说个人端，甚至还有可能一些其他中间业务等多项收入来源，所以不能单项去看一个资产的定价高与低的问题，关键还是要看企业跟我们融合的过程中的综合回报是不是能够覆盖住可能遇到的风险。
所以，我觉得梁总提到的问题，脱核惠及了谁，我相信一定是惠及了产业，一定是把难的问题交给我们自己。所以我们时常讲一句话，现在在创新过程中一定要敢于破冰，同时要真正去干做正确而困难的事，这也是一个初心，也是我们的一个出发点。我们经常在反反复复，有的时候甚至就一个很小的点，在反复论证、反复讨论，实质上也是希望把考虑的颗粒维度更细化，把数字化的能力构建得越来越全。
但是实际上，我们在目前跟化工、粮食、钢铁等相关的业务都做了很多的动产融资质押。你说它条件达到没达到？那肯定是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数字化的程度条件的，但是可能恰恰是在这样还没达到的条件下，我们还要下场去实践，并从实践当中不断去完善创新的理论体系，包括数字化能力的构建，我想这就是一个从实践中来再到理论，再从理论进入到实践的反复的过程。所以我们在目前动产融资的管理里，可能会对一些客户的仓储能力、数字化能力以及业务的模式，例如包括冻品的种类等等，还是需要一个抓住头部、抓住真正有实力的核心企业，可能从它主观自己的自身经营管理上有不出问题的基础，逐步再向下游的客户不断渗透。大致我们是这么一个考虑。
主持人梁超杰：王总虽然简单几句话，但是华夏银行把简单和便利给到客群，背后实际上做了非常多的努力，因为银行是非常审慎的，而且做的很多事情，一点点的突破背后都是要经过多轮的博弈、反复的考量，并且要受得起周期性波动的冲击。所以这方面我王总觉得说得轻巧几句话，体现了华夏银行背后承担了很大的责任，他们是有很大的担当在里面的。
孙文总，在连接银行深入到产业侧里您这边非常有话语权的，你觉得在脱核之下，咱们九江银行加上光谷金信这种“金融机构+科技平台”的组合里对于产业侧的数据补充，跟传统的银行主体授信的这套体系和有核参与的体系，最大的区别在哪里？以及能对现场正在做产业的朋友有哪些建议。
光谷金信副总经理孙文：关于脱核这个问题，准确地说九江银行就像我们肖璟行长讲的，它出身于草根银行。九江银行当时在2016、2017年开始做向产业转型的决策点上，我们这个身份已经注定了是没办法跟核心企业建立这种链接和联系的。所以九江银行找到了光谷金信的科技平台开始联合做深入产业的科技平台，亲自下场来干这件事。实话实说，从这个决策点来说，因为你的环境、你的背景决定你没办法来做这个事情。
从这个话题来看，我觉得今天有个话题叫脱核背景下，但我们还是可以反思一下，在过去的历史、市场环境和行业背景情况下，基于核心企业的主体信用模式还是发挥了作用，我们要予以正式承认，至少很多中小企业在银行还没有真正转过来的时候，核心企业的模式还是帮助了很多中小企业，从得不到钱至少能拿到钱，融资准入门槛的大幅降低。因此，从生存角度来讲，中小企业因为这个还是得到了生存性，虽然它活得很难，也被核心企业压得很厉害，但至少它留了一口气下来，因此基于核心企业的供应链金融模式在过去的历史和市场环境背景下它还是有作用的。
从这个角度延续到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可能因为市场环境以及整个社会产业界对于数字化的认知和渴望程度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从量变已经到了一个质变的风口。我最近也走访了很多的产业企业，包括有关政府部门推产业数字化，以前给补贴政策基本上来骗我们，现在不用给补贴，很多企业也会主动找他们想做数字化，这已经从被动变成主动性来做。所以今天的市场环境，社会对数字化的认知，包括今天大家对交易上的法律法规的合规性的认知，我觉得都有了一个非常大的整体性的提高。我今天也看到例如中仓登非常系统性的把围绕法律层面的体系下了很大的功夫去做了深度的分析，所以今天这个市场环境已经有了变化。
因此，在一个新的市场背景，我们确实可以来看看开展怎么基于核心企业主体信用链接以外的方式，所以有了今天更多基于物的信用，基于过程的数据信用来开展业务的“脱核”模式。
我们已经走上了“脱核”这条路，但反过来我们走到今天，在某种程度上也要适当往回走一点，为什么？因为在对银行风险的整体评估下，我觉得还是要从综合角度来看，主体信用是不可缺失的，只是在有了物的信用和数的信用的加持下，它可以更好来发挥一些作用。因此，对“脱核”这个问题我们始终还是坚持用一个辩证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事情。
当然现在对核心企业基于核的作用从而压榨中小企业的问题上，我觉得决策层、监管层也有了非常明确的态度，明确提出来支持发展脱核供应链金融，从政策环境体系来更好支持“脱核”的发展。
关于脱核，我个人的一个观点是：脱核并不是完整把它脱掉，而是减轻对“核”的认知和应用，更多的加强物的信用和数的信用方面的应用。同时就目前的环境，从政策、监管到市场到产业对数字化认知的背景下，它都已经到了一个比较好的爆发点，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确实要从物的信用和数的信用这两个重点方向去做。但可能稍微有一点要注意，我们也不能忽略“核”应有的作用；“核”应该在它规定的范围发挥作用，这一点我们还是要结合起来用。
主持人梁超杰：我记得2020年我去跟深圳市供应链金融协会主持做了深圳市供应链金融生态图谱，做了一个发展白皮书，我们经过走访多家银行和中间的产融中台公司之后，我把这些银行跟金融机构，跟我们服务供应链群体的供应链融资，我把它概括成了4类产品：
1、强信用。核心企业直接出来组织的交易，我们看很多自己有保理公司自己设了科技公司，基本上走了这一套，比如做债权凭证这块，就是属于强信用的；
2、强结构。通过供应链公司控了货，有一个主体来控制这个交易的情况下，给这个平台去融资，然后它再对交易控货做垫资；
3、强数据。我们当时看到微众银行的做法就是你给我白名单，我根据核心企业上下游的供应商，提供供货贷、采购贷，并根据这个小企业自身根据订单来做一个额度，我觉得这就是强数据；
4、强资产。平常所形成的权益，比如票据资产、信用证项目的服务资产，或者是电子债权凭证如果设定为有一定权益的情况下，是不是也是一种强资产？我们现在做的电子货权凭证未来是不是也可以成为一个强资产？我感觉这里上述4类不一样的融资产品，或许会是未来开发的方向。
我想再请两位银行界的大佬，我们的主体授信、债项授信以及看资产做授信，你们觉得在未来脱核环境下大概是什么样的走向？再补充介绍一下，做一点趋势性的预测。
王涛：目前因为B端跟C端不一样，C端的特点是小额分散、高频，所以出现问题的杀伤力或者说冲击力可能会小些。但对于我们今天提到的大宗例如钢铁、粮食、煤炭、贵金属等等，这些东西一个是吨位大，再一个价值高。所以在这里往往可能会让我们感觉到，如果仅仅去做一些数的信用，我觉得这是不太现实的。强数据还需要很长时间。因为网贷就是靠强数据，它小而分散，你出了问题，没办法问责谁。
另外一个从小额分散网贷的角度来看，它的收益确实很高，一般高的时候都到了年化18，现在降下来一点我看也得到15或12的水平。但我们在服务实体经济的时候，虽然讲它已经被碎片化了，我们已经把它的实际资金无效占用都可以还回来，需要的时候再拿走。但真正要给出12、18的年华利率市场没有人接受，估计监管也不接受，说你金融来服务实体经济，是不是又走到了暴利，是不是他们又是弱势群体，到底谁是弱势群体。从服务实体经济的角度来看，毕竟金融的责任还是要促进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这个初心和使命是不能变的。所以决定了我不会在这个地方的定价太高，仅仅靠强数据是不太现实的。
其次，数的信用后面还要加个物的信用，还要强资产。物的信用就是我们说的四流合一的问题，物还是在中间真实存在的，重点还是在物的管控上、仓货单权方面，包括现在都在建数字仓储的标准，这个数字化仓库建到什么程度，这就需要行业方拿出标准给到他们；我们需要在这个标准的体系下，产业端去做产业端的数字化，银行端做银行端的数字化，再把两端的信息系统数据勾连起来，然后跟住整个的货以及IoT对物联的整个控制，对物的管控和对债的管控，以及债权和物权都应该在这个过程中做好无缝衔接，才能真正实现物的信用和数的信用的加持。
最后说到主体信用，我觉得主体信用不是说不做，比如它有没有涉案、涉诈等等的信息、征信，我们也会去查。但是对于中小企业而言我们没办法只看报表，因为从它自己经营的角度来看，它的报表可信度是不高的。这个时候，我们从过去传统的审报表的方式去审中小企业的信用就是不够的，我觉得至少从目前的经济环境、社会环境规范程度是不够的，所以我们需要往物的信用和数据信用往这两个信用主体上去串。
主体信用、物的信用以及数据信用这三个中，强哪个、弱哪个，摆在一个什么位置上？你指望全社会把中小企业报表审到如何更细更深维度的话，我觉得这可能未来的很多年也很难看得到。因此，从未来发展方向来看，数的信用要亟待提升，物的信用要跟数的信用结合，要弱化主体信用。
孙文：我们也认为一定要组合，不能单看某个单一信用角度的维度。例如单看物的信用我们讲了很多，包括九江银行也做了很多，大家实践也非常多，甚至包括数的信用，单看也都没有问题。但实际上，我们银行对金融风险特别是信贷风险的把控，物的信用往往是作为第二要素来看，我们第一看的永远还是他的还款能力，最终取决于这个企业的经营能力。而这个企业的经营能力怎么看，我们一定是基于包括物的信用、数的信用，主体的信用，最终组合成出一个逻辑来判断的。很多时候，银行的信贷一定是杠杆行为，这体现在哪？例如我把钱借给你，哪怕利息再高，但是你赚不到这个数的时候，我给你加杠杆，你只会死得快，这种情况下它一定是不安全的。因为银行放款绝对不是为了去处置你的货，毕竟真的走到那个时候，从银行的角度来说那你一定是有问题了，所以我们更希望的通过把这笔融资给你，你会发展得更好。而且在现在的行业背景下，除了直接融资以外，我们也重视更多的生态资源的整合，就是能不能我们在提供融资的时候也给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服务，让他们得到更好的发展，这也是我们更加基于多种生态场合组合在做的事情。
主持人梁超杰：我理解的光谷科技是往前面到产业侧里找更多的数据证明，以保证企业的现金流量表和相关物的保障能够稳定下来；反过来再补强信用画像和主体评级这方面的不准的情况。
孙文：因为刚才提的问题是未来趋势性。实话实说，在过去我们有很多时候是很难去研判这个趋势的，但是我们有了一定的基础，我觉得未来这个趋势一定是判这个企业好不好，它的产业链是怎样的状态。
主持人梁超杰：我先请银行界和服务银行的大佬分享一下，因为最终放不放款是银行的评审体系和最后的风控体系能不能往里进展的问题。我刚才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还是要走数据，同时要控好货，马总你再补充一下；此外，因为深度数科在临沂商城里是自己有实践的，待会王红平总结合深度数科的实践你也展开来说说。
中仓登总经理马令海：我也同意前面孙文总说的，脱核不一定是弃核；还是这个客群，所谓弃核是你根本不去关注这件事了。但是从完全依赖于主体信用到去依赖不管是物的信用还是数据的信用，在我看来，既需要金融机构往前走一步，也需要市场上的相关各方往前走一步，而且更重要的是，不管是物的信用还是数据信用，其实都需要需要政府相关方有所作为，因为这不是一家企业能够去完成并把它做到位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你要让我去看市场例如物的信用，恰恰我们在仓储管理方面的相关推进工作太慢，这种“慢”不仅仅是因为仓储行业整体的有些无序和不规范，我们所有人都知道，仓储行业是信息化数字化建设程度最低的一个产业，而且也是民营企业参与最多的一个行业。但在这个过程中，就像我上午发报告的时候提到的很重要的一点，谁去替你管理货物？虽然对金融机构来说，也许它说我脱核，不再去关心某个主体企业的信用，但是我认为金融机构去做业务的时候是不能不考虑仓储管理企业的信用，相反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能提醒的是不管是金融机构，还是比如贸易企业的货主，也要往前走一步，不仅仅是技术，还有法律和规制。因为国家在没有仓储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况下，“钱-货”这件事只要存在第三方仓库，就一定存在谁把它管理好的事情。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可以跟大家稍微透露一下，中仓登有可能会在整个大湾区成为整个规制的一块试验田，我们会在广东省政府和相关市政府的支持下，把整个规制在广东省落地，可能会成为广东省做相关业务的基本规制，在这个规制项下政府会出台相关的政策和支持措施，让相关的各方有效开展业务。
主持人梁超杰：这是好消息。我是深度参与了今天上午发布的中国货权风险判例研究报告，有些信息我再补充给各位。这块是特别需要提醒各位的，第一，我们在发放存单这个事情上，银行的准入是非常严格的。但是我们一张仓单可能也值个几百万、几千万，但那个仓库我们是没有准入的，没有管理的，它背后的管理机制怎样？它能不能帮你把这个货管好？这是我们一定要提醒各位要注意的。你自己又不派人去管，同时这个仓库又不是你租的，你只是合同认为这个货是你的，但这个货是你的吗？特定化了吗？在相关的举证证据责任上面我们能够做到让权证采信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也是非常关键的风险管控缺失的一环。所以马总，今天我看你没讲这一条，我觉得有必要去提示一下。中仓登做了要给仓库发身份证，所以要有登记，同时在这里货物的进库和出库和存到里面是否喷涂是否特定化，我觉得国企一定不要省了这个动作，我们国企被要求做大做强，支持实体经济，但也不能让你出现货权风险导致国有资产流失，这是蛮重要的一条。
王红平总，你们在临沂市这么大的集散市场，刚才你也分享了深度数科用票据持票数据给脱核提额；在货押层面，咱们供应链公司+科技平台+金融机构，这边是怎么做的，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
王红平：刚才讲到脱核我是深有感触，总结来讲，真正的产业数据应用其实就是实现一个“脱核”的过程。第一个例子比较典型，市场上大家做的核心企业的白名单，银行要做白名单合作要依赖核心企业的配套，至少你要提供相应的清单，平时针对大型的央国企，这个过程是非常重的。我们有十几万的核心企业名单，深度产业关系图谱的出现，一级供应商可以不依赖核心企业，通过与深度的合作它能够明确这个产业关系，这就是非常典型的“脱核”的概念。
主持人梁超杰：实际上是基于核心企业对供应商的商业管控，它还是有准入要求的，不管你商品质量还是说交付能力以及交付进度，这个背后其实还是隐藏了核心企业管控的那套逻辑，只是你用他证的方式证明它在链条里。
王红平：对，所以我们深度数科的这些产业数据应用是非常典型的“脱核”的服务模式。再例如我下午前面分享中讲的，我们和银行合作的基于征信提额，同样是一家企业，它如果没有我产业链的数据，原来的授信额度就是100万，但是通过我们它能从100万提到150万，而且这些实践案例已经通过十几万产业链上的腰部尾部规模化已经证明了。我们不到两年做到了600万的增额授信，其实也是相当于一个脱核的方式，它间接受益了核心企业主体信用的流转。
我自己个人的观点来看，大家讲“脱核”还是我们没有很好的服务手段和能力，或者核心企业能创造价值。大家可能觉得，当前服务的模式比较单一，背后的能力和手段的缺失，一方面像马总提到他们中仓登有些基础设施标准化的问题，但我觉得很大一部分是信息不对称，也就是产业关系相关数据的缺失。虽然今天我们深度实践初步得到了一些市场认可，但这还是很浅的一面，还有待更深入的去挖掘更多价值。这也从侧面反映了“脱核”不是“弃核”，而是通过数据服务到供应链上腰部尾部的企业，最终我们能够也有能力服务核心企业，这是我的个人观点。
主持人梁超杰：刚才王红平总讲了如何根据某一个企业能够举证出来它曾经持有什么票据，其实我们可能未来也可以说持有几个“云信”或者“金单”等也是间接证明了我在哪条产业链上；这种数据，我不知道两位银行大佬你们认不认？可以提额吗？我认为应该是可以提额的。这是个强有力的证明，原来我们做电子债权凭证上面是一条核心企业拉过去可以拉到十几级的供应商，这个供应商不仅仅是供应给特定一家企业，这意味着它拿到云信所代表的数据，估计占了它的业务估值是1/3甚至更低。我觉得这个数据应该是非常有用的，可能还能够变成咱们银行从核心企业出发可以拉到很多客群，由客群再来举证，你有没有票据、有没有其他的云信，金单，把这个数据交过来，是不是也可以变成一个很好的脱核但是不离核的提额，增加授信额度，并且能够更好去降低融资利率成本的创新。
现场嘉宾提问环节
主持人梁超杰：今天由于时间有限，我们无法深入探讨更多话题。在结束讨论前，我想邀请在座的嘉宾朋友们向四位专家提问，他们在相关领域都有丰富的经验，相信能为大家提供有价值的见解。
提问嘉宾1：请问一下华夏银行的王总，如果基于一个产业链，它的动产和物流也不是那么健全的情况下，脱核还有其他方式吗？
王涛：我们在现在的标准里，就像我刚才我提的，很多的企业可能现在整个数字化的网很难够健全，但它是在一个不断完善和进阶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可能第一层的考虑是企业的背景，它是国企、央企还是说规模以上的民企，这个它自身管理的规范以及我对这样的主体的仓储管理能力是不是到位，这是基于主体的。
第二层要考虑是企业的数字化能力构建，它具备不具备数字化仓储能力，IoT能力、电子仓单等能力。
第三层考虑就是业务模式，到底是谁来控货，谁来管理？到底是做现货，还是做预付，还是做未来货权呢？总之我们要把它两头看得清楚。我们最近提出来的流量贸易、虚假贸易等问题，如果这些东西我们看不清，可能进入到这里去服务的，可能那笔交易确实在现实发生的，但是这笔交易两头，那头货从哪来，另外这个货送给谁，是不是真正进入到实体的企业里去生产加工了？还是它拿着货继续在市场上流转？类似这些问题如果识别不了，你的数字化能力可能它的穿透力也不是无边无界，所以在企业的业务模式方面我们还是会慎重去选择的。
第四个核心考虑的问题是对品类的选择，品类说白了就是需要一个能够在市场上大众化的产品，能够被处置得了的产品，并且能够在市场化获得你的价格定势能力的产品。例如有些很小众的市场产品比如特定化的生产性用钢，可能它的确有一定的市场价值，但是普通大众是用不到的，这样的产品我们就很难去选择。
我觉得以上几个层次的考虑是一个依次的关系，第一层我们如果觉得不符合，我就不考虑后面三层；我就一层一层往下考虑，这样才能逐步在现在我们的数字化完全能力没有构建的情况下，先进去，然后随着物流、商流、信息流这个体系去逐步完善；在这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中，我们自身也在完善，比如数据有缺失我们也在找相关的数据，甚至我们现在还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在做仓储的时候慢慢上穿到前面的交易，再看谁给他做物流，再一层一层，明确哪个生态和哪个生态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交织关系；所以，我们在银行端也在构建数字化的网络体系，不能完全依靠于产业端，但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提问嘉宾2：我想问一下王总以及台上所有的专家老师，从银行的角度怎么去定义核心企业？因为我个人认为，去核也好，脱核也好，这是头部核心企业需要考虑的问题。但在市场上，有很多是中小的核心企业，首先它已经不具备脱核的资格，其实它愿意提供担保或者是愿意提供保证金，但是很多时候它还是不够准入标准，进入不到银行的合作名单里；那么，我们如何去服务这样中小核心企业？比如是从规模还是从行业，还是必须要求它有上市或者国企背景？怎么去定义这个核心企业，怎么去服务更广大的中小核心企业？谢谢。
王涛：谈谈我个人的看法。我们对于一个授信业务来讲，首先它要是真实的、完整的，要合法、要合规，这是我们要考虑的4个维度。这4个维度上，我们在数字化应用上如果看不清，实际上即便有了担保，有更强的缓释措施，我们也是不能够做的，这可能违反我们的信贷政策；我们可以做国家鼓励的朝阳的产业，代表未来发展的趋势的一些行业，但是一些落后产能的、淘汰行业，这可能也不是我们现在信贷政策的选择。
关于刚才您提到的，到底谁是谁的核心企业？其实，我们在生态里会发现很多上下游都是互为核心企业，所以谁是核心企业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生态的稳定性。我们过去讲对主体要进行画像，现在换了一个想法，对生态进行画像，比如以华为举例，这几年受到美国的政策壁垒的打压，可能在手机市场上受制于这个问题产能就跟不上来。但华为底下的几万个经销商，我们怎么来评估这个生态生态的健康稳定？可能它的出货量、销售量等等，都属于它的生态，这时候我们就可能会对生态先进行一个评级；同时第二步要有个动态的盯视，我们对政策、市场各方面都会有个盯视，然后再动态去调整它的评级，因为这些中小企业是活在这个生态里，我们会先评价这个生态好不好。包括现在的新能源车也是，一旦销售出去都不回厂，它没有返修，也没有保养，这时候4S店怎么活，它的销量能到多少？所以我们一定要评估它的生态，要对其利润进行测算，它到底销售多少部车它的经销商才能活着，我们对此要有个客观的计算。如果没有这个计算，你觉得它有销量你就敢给它授信，你一旦授信过去，它越做越亏怎么办，或者弥补不上人工、房租、水电等等成本又怎么办？所以，我觉得生态健康稳定是基础，至于那些担保、缓释性政策，如果我们还是困在传统授信里，这样的话是不利于我们数字化能力的构建。
之前我说做正确而困难的事，确实这个难度很大，但我们清醒发现，从去年到今年很多国家要素制度的出现、主体数据到底怎么授权、怎么可以用、可信、可得等问题，包括国家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好，全社会都在构建数字化的能力，我们肯定不能用过去的想法来看待未来的情况，可能我们在创新的过程中需要天时地利人和，需要各方面的条件，但脑海里描绘的是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我能做什么事，我觉得是这样去考虑的。
提问嘉宾3：我想请教一下马总，关于中仓登有个公示，对仓单信息的认证保证，比方真实性这方面的。但是您也知道，人行下面的征信中心有个中登网，对于金融机构来说，我们做质押登记或者转让登记之类的都在那个中登网会做一些公示。如果在两个系统都登记了，当发生一些风险的时候，比如登记时间有些优先的情况，对于这种情况您是怎么看？刚才您也提到，中仓登在广州或者是大湾区会有些规制试点的情况，从这方面的规则是否对金融机构有些促进的作用？
马令海：首先我先强调中仓登提供的登记跟央行征信中心不是并列关系，我们是前后关系，因为央行征信中心的登记准确来说它做的是动产及权利担保物权登记。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货物的质押去做征信中心做了登记是没有任何用的，因为货物的质押不以登记为生效的要件。什么要去征信中心登记呢？如果你做的是无权利凭证的电子仓单的质押业务，这个名词说起来有点绕嘴，这是目前《民法典》留下一个Bug，大家都知道纸质仓单在法律定义上只是个权利凭证，但是电子仓单在《民法典》中却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司法解释，也就是说开具仓单的企业可以自己定义这份电子仓单是有权利凭证还是无权利凭证，如果被定义为是一份无权利凭证，你金融机构基于这份电子仓单去提供金融服务的时候，权利的生效是以到征信中心的担保物权中心去做登记为生效的前置条件，如果不登记是不生效的；这是给你解释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征信中心的登记是全中国截至目前为止在法律项下唯一一份公示登记平台，其他中国所有的登记平台登记的结果都是法律文书，不管是房产证还是车，哪怕是我们的结婚证等，都是法律文书登记，登记结果就证明了有法律效率。但是征信中心的担保物权登记，它登记的结果是有些质押权可以生效，但它更多的实际上是将来受偿的一个排序。在它登记的时候大家都注意，因为它是公示登记，整个征信中心不对登记的信息做任何前置审核，你怎么写它就怎么登，而且在征信中心的管理规则中还有一条非常清晰的说明，所有担保物权的成立都源于你对基础资产的准确描述；如果基础资产不清晰，你基于基础资产生成的担保物权也就压根不存在的，因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中仓登跟征信中心的登记中间最大的衔接，我帮征信中心和到征信中心担保物权的相关权利人做好以货物为基础资产的这部分基础资产清晰的描述工作。我刚才讲到，无论是仓库的登记还是货物登记还是仓单登记，我们将来都会要给到征信中心登记担保物权的权利人提供一份标准的到征信中心描述基本资产的说明文件，这个文件只要你在中仓登这儿做了，我们就会自动帮你生成，你直接把文件拿到征信中心去登就可以了。
我不妨说多一句，我们还帮央行征信中心制定了涉及到货以及涉及到仓单基础资产生成担保物权登记基础资产的基本描述规则。如果没有这个规则，首先征信中心的担保物权你只能基于两项来查询，一项是基于出资人就是金融机构，另一项是基于出资人，它是不基于基础资产允许你去查询的。为什么应收账款出问题的概率相对比较小？我们应该感谢国家税务总局，因为我们的税务发票是不会有重复的，哪怕是个文本你也可以进行查询。但是你在征信中心登记，如果你基于货去生成担保物权的登记，你告诉我怎么查？张三去登记了，李四也去登记了，王五也去登记了，你只能查张三、李四和王五和对应的提供金融服务的机构在这个系统有记录，但是没有任何人告诉你，基于这个货上面都有哪些权利人去做了登记，你是没有办法查看的。所以我们跟征信中心交流过程中双方共同为参与方提供一个标准描述基础资产的规则，这不仅仅有效保护登记权利人的权益，我们也希望通过这套标准的规则能够去保护未来更多的可能会跟这批货物产生权属冲突的相关人的权益，这是我们中仓登跟征信中心登记之间最大的区别。
你刚才提到中仓登在广东地区的试点，我们现在做的这些事情，你可以理解为我们是想替国家去做的一些事情，我们也在很多场合呼吁、倡导，希望更多的权利人、更多的参与方去遵循一定的规则，这样有利于保护自己的权益。但是坦率地讲，我们这种呼吁的声音依然很小。怎么办？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我们跟地方政府合作，由地方政府把它变成那个区域内做业务的一些基本规则。这些基本规则对大家不是约束，是保护，但是你只有把它变成规则，才能有更多的参与方都去遵守规则，这是我们想在广东做规制试点的一个根本原因，它将来可能会对相关的参与方提出一些明确的要求和规则。当然它为了鼓励大家做，采取的也不是强制手段，实际上只能说是一种激励的手段，谁做了谁有好处。谢谢大家。
主持人梁超杰：由于时间所限，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到这儿。我稍微总结一下：
1、脱核不离核，形是散，神更聚。
2、从数据层面怎么去描述这个生态。从产业侧的数据、生态侧和数据和主体主营业务的数据，要更精准去描述我们这个产业链生态的参与者你的现金流健康，以及你经营资产的特定化，和未来你能够给到金融机构消除信息差的举证的东西要足够，你才有可能说具备脱核的情况下还可以获得融资支持。
今天我们时间所限，没让两位在产业里深度深耕的多说，我觉得专家里还有很多经验、很多话想给到大家说，以后大家有什么需求，可以对着我们的专家，都可以解决哪些问题，不妨可以多对接。现在这个社会在数据要素创新的时代，实际上是要有数据充分的掌握的情况下，消除信息差，然后怎样去打开一个新的发展新模式和作出新业态、新的生产力和生产效率出来，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新时代。
*以上内容根据万联网主办的“2024第十一届产业数字化与供应链金融创新论坛”嘉宾现场演讲的速记整理而来，未经嘉宾审阅，仅供行业人士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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