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为什么成为中国供应链金融的高地？——世界银行及蒙古国金融界深圳访学活动上的分享全文
各位来宾、各位同仁，感谢今天的相聚。我们今天的探讨主题，是深圳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国供应链金融的高地！这也是赖先生给我们出的考题。希望今天我们的答题能令赖先生满意。
关于这个主题，不仅仅是一个中国城市的金融现象，更是在探讨一个关于“现代金融如何深度融入并重塑产业生态”的全球性命题。
深圳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进化成为中国乃至全球供应链金融创新网络中的一个关键节点。理解深圳，不能仅仅看它出台了哪些政策，更要看它如何构建了一个让金融与产业高效融合的复杂的生态系统。
因此，今天我们尝试以“生态系统”的角度，从四个层面与大家分享解构：
这四个层面分别是：
基础禀赋层面：观察深圳供应链金融生态系统所赖以生存的环境土壤。
核心驱动层面：看到系统中关键参与者（政府市场科技）如何互动演化？
规则框架层面：观察系统中的信任、标准和风险是如何建立以及被管理？
价值输出与全球启示层面：以此观察这个系统产生了什么效果，它对我们有何启示？
我们进入正题。
第一部分：基础禀赋层面
深圳供应链金融生态的繁荣，首先源于其全球罕见的禀赋环境。这就像一片热带雨林，需要特定的气候、地理和生物条件。我们分三个方面来进行阐述。
1.产业禀赋：
深圳是全球先进制造业的枢纽。但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其产业的 “产业密度和规模”、“产业链长度”和“产业动态迭代”。
首先来看产业密度和规模：深圳是全球最重要的电子信息产业基地。2023年，深圳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超过4.5万亿元人民币。更为关键的是，这其中蕴藏着一个巨大的资产池：根据深圳市统计局数据，2023年，深圳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余额高达1.8万亿元人民币。这不是一个静态的数字，它代表了海量的、高频的、真实的供应链融资需求。这当然是一个充满活力的“资本沙漠”，需要大量金融的“活水”来灌溉。
产业链长度：这里矗立着华为、腾讯、比亚迪、大疆等“生态大树”（核心企业）。以华为为例，对外公开的主要供应商数量就超过2000家。这形成了一个极其漫长和复杂的“供应链热带雨林”。一个智能手机的生产，涉及上千个零部件和数千家各级供应商。这种复杂性，催生了从原材料采购的“订单融资”，到在产产品的“存货融资”，再到产成品的“应收账款融资”等一系列多元化、定制化的金融需求。
产业动态迭代：深圳的产业不是静态的。它从早期的“三来一补”加工，迅速迭代到如今的无人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硬件这些科技前沿领域。这种快速的产业升级，不断地对供应链金融服务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迫使整个金融系统保持极高的敏锐度和适应性。对于金融行业来说，这是一种强大的“进化压力”或者说进化动力。
因此，兼具产业密度、长度和动态迭代的产业禀赋，是深圳供应链金融发展最为基础、最为关键的环境条件。
2. 金融禀赋：深圳金融业如同一个多层次、多物种的“资本雨林”
作为中国的三大金融中心之一，意味着资金不是问题，问题是如何创新性地配置资金。
这里有多元化的资金供给方：这里不仅有深圳证券交易所，可以为供应链资产证券化ABS提供了至关重要的退出渠道，还聚集了大量的银行分行、证券公司、以及超过1.5万家私募投资机构。这形成了一个“银行信贷+商业保理+供应链ABS+风险投资”的多层次、全生命周期资金供给体系。这种多样性，确保了不同阶段、不同风险偏好的供应链金融需求都能找到合适的资金匹配。
与此同时，深圳还具有众多高度市场化的创新主体：总部位于深圳的金融机构，如招商银行、平安银行，都以其高度的市场化和创新能力而闻名。它们是这个生态中最积极的“创新者”，时刻在寻找新的套利机会和服务模式，是产品创新的发源地。
3. 制度与技术禀赋：
制度空间：深圳拥有中国经济特区立法权，可以在遵循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进行大胆的先行先试。例如，2021年制定的 《深圳经济特区数字经济产业促进条例》，就明确规定支持利用区块链、大数据技术发展供应链金融。这就为创新提供了法律层面的“安全空间”和确定性，降低了制度不确定性。这是许多城市不具备的关键优势。
被称为中国硅谷的深圳还具有独特的科技基因：深圳是科技创新的堡垒。在区块链、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供应链金融的关键底层技术上拥有强大的产业基础和人才储备。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数据，深圳的PCT国际专利申请量长期位居全球前列，这充分说明了深圳的创新不仅是本土化的，更是具有全球视野和竞争力，为深圳供应链金融的科技赋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技术解决方案。强大的科技产业不仅提供了技术解决方案，他们自身也是供应链金融的重要需求方和应用者（如腾讯、华大基因等），形成了“需求牵引技术，技术赋能金融”的良性循环。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产业禀赋、金融禀赋、制度和技术禀赋，共同形成了深圳供应链发展至关重要的底层基础禀赋，这也是今天第一部分基础禀赋层面的分享。
我们给第一部分作个小结：就像热带雨林无法在贫瘠的土壤上生长一样，深圳供应链金融的生态，首先根植于其全球级的产业规模所带来的巨大融资需求、高度发达的多元化金融供给、以及允许并鼓励创新的制度与技术环境。这三者构成了一个强大的“禀赋金字塔”，为后续的一切演化提供了一切可能性。
第二部分，核心驱动层面：持续二十年的“共生演化”
各位同仁，了解了深圳独特的供应链金融“土壤”之后，就会产生一个更具兴趣的问题：这些先天条件是如何被有效地组织起来，最终形成一个功能完善的生态系统？
这就要归功于系统中三个核心角色——市场、政府与科技！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领导与跟随”，而更像是生物界的“共生演化”。
这种演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分为三个清晰的历史阶段，前后长达二十多年，而且每个阶段的主导力量和互动模式都截然不同。
第一阶段：市场驱动的“野蛮生长”与政府的包容（90年代末-2017年前后）
在这个阶段，市场力量是毫无争议的“探路者”和“开创者”。政府的角色更像是“包容的观察者”和“基础环境的营造者”。而这些勇敢的市场力量在市场动能的驱动下，做出了很多大胆的创新：
比如平安银行的“1+N”模式革命：上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面对众多为大型企业代工却缺乏抵押物的中小企业，总部在深圳的平安银行（原深圳发展银行）开创了“1+N”模式。这不仅是产品创新，更是风控思想的根本变革：从依赖静态的财务报表和固定资产抵押，转向基于动态的贸易流和核心企业信用。它推出的“动产及货权质押授信”，让企业的原材料、产成品之类的“动产”得以盘活，这是中国现代供应链金融的奠基之作。
再比如核心企业的“生态化赋能”：以深圳为总部的全球性企业如华为、比亚迪，以及供应链巨头怡亚通，为了自身供应链的效率和稳定，开始主动“赋能”上下游。它们通过确认应收账款、签发商票乃至自建平台等方式，将自身的信用向其供应链两端进行延伸辐射。这时，供应链金融是作为一种先进的供应链管理工具出现的，其驱动力来自产业自身。
政府的“顺势而为”！
在这种情况下，此时的深圳政府并未直接干预，而是致力于顶层环境的优化。例如，2003年出台《深圳市支持金融业发展若干规定》，展示了管理层打造优良金融生态的决心。
而关键举措更在于支持关键基础设施的早期试点。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国人民银行在深圳率先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贸易金融区块链平台”的探索。这显示了政府的远见：它没有急于制定规则，而是为解决行业最根本的“信任”问题，提前布局了技术基础设施。
从这些过程可以看到，第一阶段的特征是“市场创新，政府保驾”。市场在利益的驱动下大胆试错，开辟航道；政府则通过营造宽松的制度和布局未来基础设施，为航行提供了安全的海域。这是一种宝贵的“战略性克制”或者说“政策性克制”。
第二阶段（2018-2023年期间）：
政府引导的“系统构建”与市场开始发生积极响应。
到2018年左右，市场创新已呈百花齐放之势，但也出现了标准不一、信息孤岛、风险隐匿等一些列“成长的烦恼”。这时，深圳政府的作用发生了关键转变，从“观察者”变为“生态系统建筑师”。
2019年，深圳出台了《关于促进深圳市供应链金融发展的意见》，这个文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因为这不仅是中国首个城市级供应链金融专项政策。它的出台，标志着深圳供应链金融的发展进入了系统构建的新阶段。
更值得赞许的，是这项政策的思想不在于“控制”，而在于通过系统性的措施来“赋能”和“疏导”。
它的系统性体现在四大支柱的搭建上：
一是信用基础设施支柱：比如推动设立“供应链金融公共服务平台”，旨在融合政府持有的工商、税务、海关、水电等数据，在保障隐私的前提下，为金融机构提供可靠的企业“数字画像”，打击了信息不对称。
二是风险分担支柱：比如建立“中小微企业银行贷款风险补偿资金池”，对银行为中小企业提供供应链融资产生的坏账给予一定比例（如20%）补偿。这是一个“四两拨千斤”的杠杆，直接激发了银行的放贷意愿。
三是物理空间与规则支柱：比如在前海设立“供应链金融示范基地”，促进产业集聚；同时推动建立了一个高效、专门的供应链金融纠纷调解机制，提供了一个比诉讼更快捷、成本更低的专业纠纷解决机制，优化了营商环境。
四是标准与创新支柱：鼓励行业协会制定团体标准，统一行业“语言”，同时鼓励金融科技应用，为创新留足空间。这方面我们协会王会长很有发言权。
在政府搭建的舞台上，市场表演得更加精彩。政策的明确信号，给了各方更大的信心。
于是，科技平台开始崛起：像联易融这样的科技公司蓬勃发展，它们专注于利用区块链等技术为核心企业搭建供应链金融平台，确保交易背景的真实性和数据不可篡改，成为了连接各方的“信任机器”。
供应链金融产品也开始深度演化：基于核心企业信用的电子债权凭证（如比亚迪的“迪链”）实现了标准化和多级流转，完美解决了上游多级供应商的融资难题。据行业估计，此类业务在深圳的年交易规模已达数千亿元级别。
我们可以发现，第二阶段的特征是“政府搭台，市场唱戏”。政府通过系统性的公共产品供给，降低了整个行业的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市场则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更具深度、更加规范的创新。生态系统由此开始，从“野蛮生长”进入“有序繁荣”。
第三阶段（2024年至今）：整个供应链金融行业迈向“高质量生态化”
随着发展的深入，深圳的目标不再仅仅是解决融资难，而是要提升整个产业的竞争力。2024年出台的新政《关于金融支持供应链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主要围绕两大核心策略，来实现 “生态化”运营的思维。
核心策略一：“一区一特色”的生态位规划
新政最精彩的一笔，是改变了“一刀切”的思路，进行精准的“生态位”规划，引导各区基于最强产业禀赋发展特色供应链金融，形成功能互补：
前海：利用其跨境金融优势，聚焦 “跨境供应链金融”，探索人民币国际化、跨境资产转让。
南山区：依托腾讯、比亚迪等科技巨头，打造 “科技金融”高地，服务高新技术企业。
宝安区：作为制造强区，建设 “先进制造业供应链金融服务中心”。
盐田区：围绕世界级大港，发展 “港口航运金融”。
这就像在雨林生态中，有的树木喜阳，有的喜阴，通过错位发展，实现了资源的最优配置和整体的最高韧性。
核心策略二：科学技术从“辅助工具”升级为“核心驱动”
政策明确突出“数字金融”等五篇大文章，意味着科技已从辅助工具，变为业务模式的核心组成部分。例如，平安银行的“星云物联计划”，通过给工程机械安装物联网传感器，监控其运行数据，从而为设备使用者提供基于真实运营能力的融资产品，形成了更具创新性的风控思维。
在这个阶段，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入“精准共生”状态。政府像一位高明的园丁，进行“生态修剪”和“精准滴灌”；而市场主体则在各自最擅长的领域深耕，共同形成一个强大、多样、有韧性的城市级供应链金融网络。
我们用一句话，来给第二部分做一个小结：市场、政府、科技力量持续二十年的共生演化，是深圳供应链金融发展的核心驱动力量。
第三部分：规则框架层面：构建生态系统的“信任”与“免疫”系统
各位同仁，我们探讨了深圳供应链金融生态系统的环境土壤和驱动力量。但一个可持续的生态系统，除了生长动力，还必须有一套内在的规则框架，规则的核心，是确保系统的稳定、信任与秩序。这一部分，我们将深入深圳供应链金融生态的“软实力”核心——如何构建信任、制定标准并管理风险。
这套规则框架，由三个相互支撑的支柱构成：司法保障、行业自律和科技赋能的风险管控。
支柱一：司法保障——确立游戏规则的“最终裁决者”
法律环境的清晰和可预期性，是金融创新的基石。深圳的司法系统展现出了让人印象深刻的适应性和前瞻性。
2023年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等多个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规范供应链金融业务的通知》。这份文件虽然是国家层面的，但它为深圳的司法实践提供了最权威的指引。它明确了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的法律属性、各方权责以及合法的业务模式，清晰地划定了创新与违规的边界。
在这套顶层规则下，深圳进行了积极的落地和创新。深圳的法院和仲裁机构（如深圳国际仲裁院）形成了成熟的审判理念。这里我们举三个例：
一是坚持“实质重于形式”：法官不会仅仅看合同表面，而是会深入审查交易背景的真实性。对于构造复杂、形成封闭循环却无实际货物交割、“名为买卖、实为借贷”的交易，法院会揭开面纱，认定其本质为资金借贷，甚至可能因违反法律法规而判定合同无效。这种思维有效震慑了虚假贸易融资，净化了市场环境。
二是广泛采信电子证据：对于由区块链等技术记录的电子凭证、确权、流转信息，只要其技术可靠、程序合规，深圳的司法机构普遍予以采信，极大地适应了供应链金融数字化的趋势，赋予了新型金融工具足够的法律效力。
三是非诉纠纷解决机制（ADR）的创新：
深圳供应链金融纠纷调解机制的建立，也是一项重要创新。与传统诉讼相比，调解具有成本低、效率高、专业性强的突出优势。更重要的是，经调解达成并由法院司法确认的协议，具有强制执行力。这为行业提供了一个高效、友好的“快速通道”，成为维护生态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这是第一根支柱，司法保障。
支柱二：行业自律
在法律法规之外，行业协会主导的“软法规”或“自律规范”在填补规则空白、统一行业实践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我们也举两个例子：
一是制定“通用语言”：标准化
深圳市供应链金融协会等行业组织，牵头制定了《供应链金融资产分类指引》、《业务流程规范》等一系列团体标准。在行业发展初期，这些标准统一了术语定义、业务环节和数据格式，极大地降低了不同机构之间的沟通成本和合作摩擦。这就像为来自不同国家的参与者提供了一本通用的“语言手册”。
二是构建“信任网络”：信息共享与最佳实践推广
协会还通过举办峰会、论坛、培训等活动，将银行、核心企业、科技平台、律师事务所等各方聚集在一起。这不仅促进了信息交流，更重要的是，它构建了一个非官方的信誉声誉机制和信任网络。在这个网络里，遵守规则、表现良好的参与者能获得更好的合作机会，这是一种强大的市场化自律力量。
支柱三：科技赋能的风险管控——从“人力防控”到“技术防控”的革命
深圳供应链金融将科技深度融入风险管控，实现了从依赖人力的传统风控，到以数据驱动的智能风控的模式变革。主要体现几个方面：
一是区块链技术构建“信任的机器”
区块链技术在深圳的应用早已超越概念验证。如前所述的“粤港澳大湾区贸易金融区块链平台”，其核心价值在于通过分布式账本、不可篡改、可追溯的特性，确保了应收账款等核心资产信息的真实性和唯一性，从根本上防止了“一物多押”、“重复融资”等类型的欺诈行为。它是这个生态的“信任基础设施”。
二是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实现动态与前瞻性风控
风控不再仅仅是事后的审查，而是事中、甚至事前的预警。一些科技平台通过整合企业的经营流水、税务、海关、物流等多维数据，利用机器学习模型，可以对企业的经营健康状况进行实时评估和动态画像。
例如，系统可以监测到一家供应商的订单稳定性、回款速度是否出现异常波动，从而自动触发风险预警，调整其授信额度。这种风控是动态、精准和前瞻性的。
三是物联网：从“信用主体”风控到“信用客体”风控
这是一个更具革命性的变化。以平安银行的“星云物联计划”为例，通过在重型卡车、纺织设备上安装传感器，银行监控的不再仅仅是企业的财务报表，而是资产本身的运行状态（如开工时长、位置、油耗）。风控的基础从对“人”（企业主）的信任，部分转向了对“物”（资产）的监控。这为缺乏信用记录但拥有优质资产的中小微企业打开了融资大门。
小结：各位同仁，深圳供应链金融生态的规则框架，是一个由硬性法律、软性自律和智能技术共同构成的立体网络。打个比方：司法系统划定了创新的边界，是“终极裁判”；行业协会培育了合作的文化，是“社区规范”；而科技则将规则嵌入业务流程，实现了“主动免疫”。这三者共同作用，确保了生态系统在快速创新的同时，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和健康。
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三部分规则框架层面的介绍。
第四部分：价值输出、未来展望和全球性启示
各位同仁，我们一同分析了深圳供应链金融这片“热带雨林”的土壤、物种、演化路径和内在规则。现在，我们必须回答最关键的问题：这一切努力带来了什么？这个生态系统究竟输出了怎样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它的实践对我们——全球的金融从业者和政策制定者——有何启示？
我们从三个角度来进行探讨：
1. 价值输出角度：
深圳模式的成功，从四个方面，实现了对实体经济清晰而有力的支撑。
一是显著提升中小微企业融资可得性：通过供应链金融模式，大量原本无法达到传统信贷门槛的中小微企业获得了宝贵的金融支持。根据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的评估，供应链金融相关业务服务的企业中，中小微企业占比超过80%。这意味着金融活水成功灌溉了产业链的“毛细血管”。
二是优化全链条资金效率：电子债权凭证等工具使得核心企业的信用可以像水一样没有摩擦也就是低损耗的流向多级供应商。据一些核心企业反馈，其供应链整体的现金周转效率提升了15%-30%。这不仅是资金成本的降低，更是产业协同效率和竞争力的提升。
三是增强产业链韧性与安全：在近年全球供应链面临冲击的背景下，一个稳定、高效的金融支持系统成为深圳重点产业（如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保持产业链韧性的重要保障。供应链金融帮助核心企业稳定了上下游伙伴，减少了因资金链断裂导致的供应链中断风险。
四是催生金融科技新业态并控制风险：这个生态培育了如联易融等一批独角兽企业，推动了金融科技的务实应用。同时，得益于完善的风控体系和规则框架，深圳供应链金融业务的整体不良率保持在较低水平（大致在1%以内），实现了创新与稳健的平衡。
这是我们可以明显看到的四个价值。
2. 未来挑战和趋势角度：生态系统的持续进化
这个生态系统还不能说十分完美，其进化之路依然面临四大挑战，而这些挑战同时也指引了未来的发展方向。
挑战一，数据主权问题：如何在不损害商业机密的前提下，进一步打破政府、核心企业、银行之间的“数据孤岛”，实现更深度的数据合规共享，是下阶段的最大挑战。
挑战二，商业模式的普惠性：如何进一步降低服务成本，让金融服务能够可持续地覆盖至最末端、最小微的企业。
挑战三，跨境规则的鸿沟：法律、监管、数据流动的国际差异，仍是全球化供应链金融发展的主要障碍。
挑战四，系统性风险的预防：如何建立更有效的机制，防止经济下行期核心企业风险沿供应链快速传导，同样在考验这套生态体系的坚韧程度。
面临四大挑战的同时，行业也将迎来四大趋势：
趋势一，全面智能化：人工智能将从辅助工具演变为核心驱动，实现从客户识别、动态定价到贷后预警的全流程“智能驾驶”。
趋势二，深度嵌入化：供应链金融将不再是一个独立的金融产品，而是作为底层服务，无缝嵌入到企业的ERP系统、产业互联网平台和日常交易流程中，成为“无处不在”的基础设施。
趋势三，绿色化：“绿色供应链金融”将成为主流，通过差异化定价，引导资金优先支持符合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标准的上下游企业，服务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
趋势四，标准输出：深圳有望从“模式创新者”迈向“规则制定者”，将技术应用、业务规范、监管沙盒等方面形成的先进经验，通过标准化的方式向全国乃至全球输出。
3. 全球启示角度：
必须强调的是，深圳的经验并非一个可以简单复制的“操作手册”，而是一个关于如何构建创新友好型金融生态的“案例式指南”。
过程中最为核心的启示，在于构建“市场驱动-政府赋能-科技护航”的三角模型。其经验在于：
一是尊重市场首创：创新的源泉永远来自市场一线对真实需求的敏锐捕捉。政策的职责是识别并放大这些有效的创新。
二是政府充当“赋能型建筑师”：政府的核心角色不是直接干预或替代市场，而是构建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包括数字平台、风险分担机制、法律框架），为市场创新清除障碍、提供公共产品。
三是科技作为信任的解决方案：将区块链、AI、物联网等视为解决金融核心问题——信任和信息不对称的根本性工具，而不仅仅是提升效率的辅助手段。
对于全球同行而言：
如果您是政策制定者，请思考如何为您所在地区的供应链金融创新修建“高速公路”和制定“交通规则”，而不是自己去“造车”。
如果您是金融机构，请思考如何从“交易对手”转变为“合作伙伴”，深度嵌入产业生态，提供基于数据的综合解决方案。
如果您是核心企业，请思考如何将供应链金融上升为战略工具，用它来提升整个供应链条的竞争力，而不仅仅是解决供应商的临时性资金需求。
各位同仁，深圳供应链金融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金融的未来在于和实体产业的深度融合。深圳供应链金融的崛起和探索，也是通过金融创新来优化其产业组织方式的典型案例。
我的分享到此结束，衷心感谢各位的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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